深化经济改革要厘清四个问题

摘要: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反腐抑制了坏的市场经济倾向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来源:澎湃新闻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加快了,有些改革比较明显,对外开放的步子迈得很大,比如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继续高举全球化的旗帜,反对逆全球化,加强对开放型经济的...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者之一张卓元,日前在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主办的第八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时表示,三中全会《决定》通过已经过去半年,经济领域的一些改革议题需要高度重视,包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适用范围,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怎样转换,怎样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怎么样从管企业向主要管资本转变。

1987年10月至1988年6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织相关课题组,就我国中期(1988—1995)经济改革规划纲要分别提出报告。在上百位经济学家对改革规划纲要进行比较的研讨会上,争论最大的是,我国中期改革的主线是什么。有三种不同的主张。第一种主张企业改革中心论或所有制改革中心论,认为中期改革应积极推行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种主张中期改革以价格改革为主线,以此推动经济运行机制转轨,以便为企业改革和其他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第三种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双线推进,即“两条主线论”,认为二者如同硬币的两面,不可偏废,应协调配套进行。今天看来,“两条主线论”不仅对1988—1995年中期改革是有效的,而且对整个中国经济改革进程都是有效的。中国40年经济改革的历程,总体上就是沿着这两条主线不断深化的。

10月28日,“新时代·新改革·新作为——十九大后经济转型与改革攻坚”座谈会暨《经济转型与改革攻坚》新书发布会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座谈会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主办,经济学界知名专家学者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及人大出版社有关领导、各大财经媒体代表聚议十九大后中国经济转型以及经济改革需要攻坚克难的主要任务等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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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反腐抑制了“坏的”市场经济倾向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提出:深化经济改革要厘清四个问题

第一条主线:所有制结构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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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来源:澎湃新闻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适用于经济领域,并不完全适用于文化、社会等领域。

六合联盟,第一条主线是推进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包括国企改革,允许和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利用外资,建立新体制的所有制基础包括微观经济主体。总之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的阶段,新的征程,需要我们本着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的态度,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将近四十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张卓元先生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过程的亲历者,他的思想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六合联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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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加快了,有些改革比较明显,对外开放的步子迈得很大,比如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继续高举全球化的旗帜,反对逆全球化,加强对开放型经济的建设等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如是说道。

●地方政府改革涉及到地方官员利益的调整,这个问题难度比较大,是推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一个最大的难题。

个体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改革开放后,最早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格局的动因,是为了解决上千万人的就业问题。1979年2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开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面对巨大就业压力,会议提出并经党中央国务院批转的报告指出,“各地可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但不准雇工”。尽管有种种限制,但它毕竟为城市个体经济的发展开了绿灯。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贺耀敏致欢迎词。他表示,张卓元研究员作为13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人和见证人,凭借自身扎实的经济学造诣,直击经济改革重大议题,提出了下一步改革需要攻坚克难的任务及改革的实施逻辑。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转型与改革取得的主要成就,深刻理解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刻理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都有重要的帮助。对于激励我们在今后五年和未来一个时期站在更高的起点,继续全面深化改革,进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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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卓元出生于1933年7月,是广东省梅县人。在1983年至1998年间,张卓元分别担任过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业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所三个所的所长。他曾在22年中十多次参加国家改革路线图设计,在这条道阻且长的路上他丈量着中国改革前进的足迹。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既要避免国有股一股独大,民间资本参股后没有多少发言权的现象,也要避免有的央企只拿出一部分不赚钱或者成为包袱的业务吸收社会资本参与。

私营经济接踵而来。个体经济一发展,私营经济必然接踵而来。对于雇工经营,开始国家是有限制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实践,人们对私营经济的认识逐渐明确。1988年4月,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同年,各地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开始办理私营企业的注册登记,中国私营企业可以名正言顺发展了。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私营经济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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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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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卓元 资料图

●如何从管国有企业为主向主要管资本转变,对国资委来说是个全新的命题。从哪里着手转轨,怎样组建国有资本的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

引进和利用外资。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开放主要是办经济特区和引进与利用外资。对于兴办经济特区和利用外资,各界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主要是提出经济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但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深圳特区头几年就做出成绩。1982年深圳特区工业产值达到3.6亿元,1983年跃升至7.2亿元。邓小平听到后,非常高兴,在1984年1月26日考察深圳时,挥笔题写了“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的支持和领导下,从经济特区到全国,利用外资逐步扩大,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越来越多,逐渐成为我国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永强编审主持发布会并对《经济转型与改革攻坚》一书进行了介绍。党的十九大刚刚闭幕,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和改革攻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尤其容易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张卓元研究员在新书《经济转型与改革攻坚》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分析了政府如何推进自身的改革、国有企业为何以及如何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适应新形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热点问题,凸显出独特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

  澎湃新闻记者 蒋梦莹 来源:澎湃新闻

  从1993年开始,张卓元曾参加过多次中央文件起草工作,包括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和若干次中央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见证和参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重要过程。

记者 金辉 北京报道

公有制包括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改革。中国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尽管没有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但实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打响了第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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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联盟 7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

  作为中国经济学界“稳健改革派”代表人物,张卓元秉持这样一种改革和发展思路:改革要稳中求进,不要企求“一步到位”,即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在经济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者之一张卓元,日前在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主办的第八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国际高峰论坛”时表示,三中全会《决定》通过已经过去半年,经济领域的一些改革议题需要高度重视,包括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适用范围,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怎样转换,怎样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怎么样从管企业向主要管资本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经济改革和发展进一步取得很大进展。截至2017年底,国有企业(全国国资监管系统企业)资产总额已达160.5万亿元,上缴税费总额占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工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五分之一。其中,中央企业资产总额54.5万亿元。2016年,《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中,上榜的国有企业增加到83家。

随后,张卓元研究员分五个方面对十九大报告中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部署和新举措作了阐述:第一,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映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第二,十九大报告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出了进一步的顶层设计。第三,十九大报告重申了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第四,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是十九大报告的又一亮点。第五,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即将步入不惑之年,此时的中国经济与改革初年比较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但是,张卓元多次强调,渐进式改革虽然能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下推进,但很容易形成既得利益群体。有些原来积极参与改革的群体,当它有了既得利益并变成改革对象的时候,就容易变成改革的阻力。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适用范围问题

党的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命题。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总之,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今后我国所有制结构调整和改革的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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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稳步推进,与改革破冰期探索比较,政策方针是要稳中有进,着力解决周期与结构失衡矛盾,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未来开道;而金融领域的进一步改革与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也有目共睹:2012年以来,利率市场化加速,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进一步扩大;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简称“811汇改”)与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被纳入SDR新货币篮子,亦是金融对外开放的历史性时刻。

  张卓元曾忧虑地指出,在改革的新时期应避免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蜕变为“坏的”市场经济。不过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张卓元表示,中共十八大后的反腐起到了很明显的成效,“坏的”市场经济的倾向已经不太突出。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第二条主线:经济运行转向市场主导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首席专家陈东琪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郭克莎主任,中央民族大学校长黄泰岩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研究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王志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瑞龙、李义平教授,科技日报社房汉廷副社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万军研究员就张卓元研究员的新书以及“十九大后经济转型与改革攻坚”分别作了发言。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逐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法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经济转型与改革攻坚》一书深刻分析了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和转型的重要政策及其产生背景和深刻内涵,阐释了下一步经济转型与改革攻坚的重点热点问题,权威性强,可读性高,对学习十九大精神,坚定信心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肯定了过去几年金融改革取得的成就,利率市场化进展明显。

  回过头来看,张卓元认为,2013年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非常有必要的。当改革进入到了将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深水区,张卓元向澎湃新闻表示,“如果没有顶层的推动,改革将无法推进。”

张卓元指出,这是《决定》的一个比较大的亮点,是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中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来代替已经沿用了21年的“基础性作用”的提法。这个提法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此之前,我国经济界和理论界还没有人明确提出过这一个论断,说明这一次《决定》走在改革理论的最前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条主线是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主要包括以市场取代计划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使其稳定健康运行。中国经济运行机制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张卓元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他是我国经济界“稳健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中国经济学届的“常青树”,曾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他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设计者和参与者,先后13次参与了中国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张卓元研究员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理论创新,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贡献的思想和智慧,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重和广泛的赞誉。他的新书《经济转型与改革攻坚》,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所取得的经济转型与改革伟大成就,呼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靠改革为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不竭的动力。该书在十九大胜利召开之际出版,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姚洋还指出,近年来推动最快的还数国企改革,尤其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展望未来,国有企业改革仍将是未来几年改革的重点,特别是一些债务缠身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债转股的形式实现有效去杠杆,并带动中国经济进入新的成长周期。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加快了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它的适用范围怎么样来界定?张卓元认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主要适用于经济领域,并不像适用于经济领域那样适用于文化、社会等领域。虽然在文化、社会等领域中产业的部分也需要很好地运用市场机制,但是,文化、社会等领域有不少公共服务的部分在里面。比如,义务教育、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居民的基础养老、廉租房建设等等,这些资源的建设是不能够完全由市场来起决定性作用的。过去曾经一度出现过上述领域也搞市场化的趋向,使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没有很好到位。

价格改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价格改革常常走在各项改革的前列。1985年起,中国价格改革就以放开价格为主,逐步放开农副土特产品和工业品价格,商品市场呈现繁荣景象,上百种票证相继被取消,到1998年终于形成了期盼已久的买方市场格局。到2008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工业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市场调节价格的比重均已达95%以上,各种服务价格也已大部分放开,说明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价格已实现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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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811汇改”选择的时机是错的

  澎湃新闻:回顾中共十八大以来这几年,是否有特别重要和关键的可以带动全局的改革?

张卓元同时强调,在经济领域也有市场失灵的部分,比如市场垄断环节和关系国家安全的部分,这一部分不是特别容易界定,但这只是比较小的部分,对于经济领域的主体部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应该起决定性作用。目前,这方面做得不够好,主要是政府配置资源过多,还有就是由于垄断和其他行政干预妨碍了竞争性市场体系的形成健全,没有很好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加快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体系的发育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1年,在价格改革大步推进的带动下各类市场蓬勃发展。第二阶段为1992—2001年,各类市场向纵深发展,国有企业从行政部门附属物向市场主体转变,市场格局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第三阶段为2002—2012年,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构建开放型现代市场体系。第四阶段始于2013年,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争取到2020年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澎湃新闻:如何评价过去五年金融改革和金融开放的进展?

  张卓元: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加快了,有些改革比较明显,对外开放的步子迈得很大,比如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继续高举全球化的旗帜,反对逆全球化,加强对开放型经济的建设等等,包括已经开始的针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所以说在对外开放方面进度还是比较快的;其他方面也有进展,例如商事制度的改革,每天都有1.6万户企业开业,2013年大概只有6000多户,这说明,从过去的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还是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还有国有企业推进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包括今年年底之前要对69家央企完成股份制改革,国有企业管理人员薪酬制度改革,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和运营公司的试点等等都有所推进。

张卓元表示,国内外的实践都表明,只有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才能够不断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这个问题目前在理论界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有的专家认为,在资源配置微观层次,市场价值规律可以通过供求变动和竞争机制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在资源配置的宏观层次,市场不应该也不能够起决定性作用,宏观层次里包括部门和地区的比例结构。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在微观层次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在部门和地区结构等配置又不能够起决定性作用,这样会否定资源在市场信号引导下由效益低的部门和地区自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和地区。这样的话,会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估计不足,甚至导致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微观层次起决定性作用。

改革宏观调控机制,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底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推进,经济搞活了,微观经济主体有活力了,宏观经济管理必须跟上,才能使整个经济稳定健康运行。在实践中,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是成功和有效的,主要标志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每年都在增长,没有一年出现负增长。1979—2017年近40年,GDP以年均9.5%的速率快速增长,而CPI年均上涨率不到5%。这是一个绝佳的搭配,表明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在保持经济总体稳定的条件下取得的,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未曾有过。

  姚洋: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在几个层面上都有所推进。首先是金融领域,我们的利率基本放开。这个放开其实主要是通过开放民间金融放开了利率,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宣布了存款利率、贷款利率都是可以浮动的。当然,存款利率还受一定管制,浮动的范围不是很大。

  价格改革的步子迈得比较大,现在90%多的商品和服务价格都放开了。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体制20%还是由政府控制的,现在97%以上都已经放开了,说明步子迈得很大,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十八大以后推进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也明确了农村土地的“三权分置”体制,将农地集体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流转等分离开来,这样就为土地的流转和一定的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金融方面很重要的改革便是这次提出的双支柱调控框架,除了传统的货币政策之外,还要有宏观审慎监管,过去的货币政策只关心通货膨胀,只关心物价,但是资产价格变动并不在货币政策的目标里,后来也有建议把资产价格的变化放到货币政策里面,但又存有争议,双支柱调控体系将很多金融的活动都纳入了管理,包括资本的流入和流出,还有房地产金融业都纳入调控当中,对防止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应该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职能怎样转换

宏观经济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最重要的职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巿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政府一方面推进审批制度改革,进行“放管服”改革,克服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过多和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努力做好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和保护环境等工作。这样做,就能更好地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

  由于民间金融放开了,所谓的影子银行部分就被打开了,实际上就意味着利率自由化。因为老百姓可以选择,既可以把钱存到银行里,也可以存到影子银行里,所以通过影子银行基本上实现了利率的市场化。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很大的改革措施,只不过我们没有把它描述成一个改革,但事实上起到了这个作用。现在很少有人会去抱怨金融方面的管制,主要是影子银行和直接融资得到了发展,大家的投资渠道还是比以前更多了,这就是改革。

  去产能成效明显,去杠杆比较难

《决定》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要进一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主要是解决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过多、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和审批过多等等问题,这就要求政府转型,填补和做好原来缺位和不到位的工作,来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以便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

“两条主线论”符合十九大报告新时代经济改革两个重点的规定

  澎湃新闻:近年来也出现了金融乱象问题,这是否意味着过去几年金融改革过于超前?

  澎湃新闻: 你怎么看“三去一降一补”(编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任务完成情况,哪些方面还应持续发力?

张卓元认为,在以上这些方面,目前中央政府在转换职能、减少审批方面,做得还是比较有成效的。相对而言,地方政府改革,特别是改变地方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过多和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改变软预算要素和依赖土地财政以及借了钱不准备偿还等方面的改变不够明显,有的地方政府甚至还热衷于“大干快上”,追求短期GDP最大化,实际还在走老路,以至于产能过剩问题、地方债务急剧增长的问题等等很难解决。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谈到新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时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两条主线论”符合上述两个重点的规定。

  姚洋:金融领域改革推进的是很快。在金融领域犯的错误就是2015年的“811汇改”。汇改本身没有错,应该让我们的汇率更加灵活,但选择的时机是错的。在人民币贬值压力最大的时候搞汇改,这个时机选错了,造成了金融对外开放的反复。外汇储备大量减少,其中显然有很大一部分是热钱,是资本出逃,而不是我们正常的对外投资,其后不得不进行外汇管制。

  张卓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今年完成得比较顺利,去产能成效比较明显,现在比较难的还是去杠杆和企业高债务问题。去杠杆是比较难的,包括企业债和地方债,再加上个人的消费信贷也发展得很快,也要加强调控。

张卓元说,也许,地方政府改革应该怎么样迈步,抓什么重点,目前还不是太清楚,值得很好研究。而且地方政府改革涉及到地方官员利益的调整,这个问题难度比较大。这是目前我个人认为,在推进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一个最大的难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完善产权制度作为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点,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今后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着力点,包括保护知识产权、保护非公经济财产权、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等。与此相配合,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等等。

  澎湃新闻:你认为在人民币贬值周期时不宜搞汇改,但这个时间窗口似乎不太好判断。

  澎湃新闻:过去几年来,国企财务软约束的状况又有了恢复,你认为原因何在?

怎样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今后经济改革的另一个重点是要素市场化配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放宽服务业准入限制,完善市场监管体制。

  姚洋:我觉得时间窗口还没到。有些人说时间窗口就要到了,可以放开了。我觉得还应该让中国经济再往上走一点,至少应该让汇率回升到6.3左右再开始考虑。现在还在6.5、6.6之间波动,我觉得还不是太稳。

  张卓元:主要是地方政府财务软约束比较明显,而地方政府又是跟国企连在一起的,地方政府的财务软约束,很多通过地方国企,尤其是很多融资平台活动表现出来,这方面存在不少问题。这个跟地方追求GDP的增速有关,因为很多投资通过地方政府来拉动,否则GDP上不去。

在布局经济体制改革时,首先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还特别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面也有新提法:“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对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宏观调控体系在财政、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手段协调融合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不再提价格政策,同时增加了区域政策。我体会,这是因为近几年价格改革进展较快,截至2016年底,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均已放开由市场调节,因此已很难运用价格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而区域政策日显重要,中国那么大,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优化重大结构的内涵,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正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任务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还提出,“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这次专门提出健全双支柱调控框架,是很重要的。货币政策一般主要关注物价稳定,货币政策要不要关注资产价格变动一直有争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的物价是稳定的,但是金融并不稳定,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危机爆发后的反思认为,要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只有关注物价稳定的货币政策是不够的,还要有宏观审慎政策。2017年7月14—15日举行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了双支柱调控框架。所谓宏观审慎政策,主要是将各项金融活动和金融行为包括跨境资本流动、住房金融等纳入金融监管范围,目的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澎湃新闻:所以你认为金融开放的改革反而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澎湃新闻:你多次提出不应该过度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GDP增长保持在7%左右将更有利于改革,目前GDP增速已经下降到了7%以下,有国外的学者甚至提出中国经济保持在4%-5%的增速才更有利于债务问题的缓解,从而实现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对此你怎么看?

中国经济35年的改革开放,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无论是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都增长很快。

最后简要说说“两条主线”的关系。中国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是互相促进、互相渗透的。所有制的调整和改革,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社会形成多元的市场主体,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运行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各自发挥优势,取长补短,在市场上平等竞争,能够较好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此同时,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能激发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活力竞相发展。中国40年市场化改革使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外资经济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充分证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越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越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而市场化改革越深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越能完善和成熟。

  姚洋:对,负面影响非常大。整个对外金融的开放走了回头路。

  张卓元:对经济增速的要求已经没有写在十九大报告里。现在是追求质量和效率的发展,过去追求高速增长,现在追求质量的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追求高质量的供给,把GDP淡化了,这是对的,当然GDP也重要,特别是2020年要实现两个翻番(编注:两个翻番指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今后两三年6.5%的增速不会有问题,而这也是实现两个翻番的条件,现在看来问题不大。

张卓元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实现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也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意味着我们现在不提倡国有企业之间的联合,因为在这之前,很多地方热衷于地方国有企业找中央企业搞联合,而不是跟不同所有制资本的联合。

“两条主线”没有主次之分,同等重要。它们统一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小标题后,接着就说“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说明这两个重点都是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下沿着上述两条主线展开的。还可以进一步推断,中国经济改革主要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作为指导理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总结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最重要学术创新成果。

  推动最快的是国企改革,尤其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既要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防止流失,同时又要保证各个参与主体能够得到期望的符合市场要求的回报,这当中有什么难点或是矛盾吗?

张卓元直言,目前,中央企业的母公司中,只有中国联通[微博](3.28, -0.02, -0.61%)等八九家公司初步实现了股权多元化,大多数还是国有独资,改革滞后了。近来,已经有一些国有大型企业主动提出实行混合所有制,比如中石化[微博]将油品销售板块要进行充足,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还有,像中电投,也是允许民资参股部分旗下的子公司和建设项目,规模比例大概三分之一左右。

(张卓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澎湃新闻:你认为过去五年来改革的亮点是什么,成效如何?

  张卓元:没有矛盾。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需要对国有资产进行评估,然后吸收社会资本进来,现在有比较好的条件对国有资产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估,也有很多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所竞争。关键在于要保证公开透明,只要不搞暗箱操作,这方面问题并不大,过去的问题主要是不透明,搞暗箱操作。

张卓元认为,混合所有制经济既可以国有资本控股,也可以非国有资本控股。当前既要着重避免国有股一股独大,民间资本参股后没有多少发言权的现象,也要避免有的央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只拿出一部分不赚钱或者成为包袱的业务吸收社会资本参与。

  姚洋:推动最快的实际上是国企改革,尤其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其实有几个显著的例子,一个是新华都入主云南白药。新华都以254亿元购得云南白药控股公司50%的股份,控股公司持有上市公司40%的股份,实际上新华都持有了上市公司20%的股份,而且包括新华都的老板陈发树本人也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这样合计起来就超过了20%的股份,这是混改的一个成功的案例,另一个混改的例子就是东北特钢,到地方上去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中小国有企业都在实行混改。

  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动到既得利益,需要顶层推动

有的专家也说,要坚持在增量的基础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坚决防止抛售优质国有资产。实际上,按照《决定》的精神,在垄断行业中,除了自然垄断的环节外,一般都应该放开,这其中既有存量资产,也有优质资产。优质资产更可以评估出好价钱,有利于引入社会资本跟竞争机制,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国有企业改革会成为未来几年的改革的一个重点。特别是一些债务缠身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债转股的形式来实现改革。去年10月11日国务院出台了“债转股”的指导性意见,为民间资本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投资机会。市场上有钱,就是缺好的项目。很多国有企业其实都是好项目,技术能力、机器设备都是国内一流甚至是世界一流的,唯一缺的就是合理的管理模式,通过混改可以带来新的管理模式。

  澎湃新闻: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五年来完成得怎么样?

另外,在讨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也出现有的民营企业一讲到混合所有制经济就要求控股。对此,张卓元认为,这也不完全现实。因为现在有的央企准备引进社会资本的,比如像中石化,它的油品销售板块拿出三分之一就达到上千亿元,目前单个民营资本恐怕还没有具备控股的能力。同时,也要防止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出现国有资产流失,这中间最重要的就是要客观合理地评估国有资产,要依法和公开透明操作,严格防止过去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很多乱象。

  澎湃新闻: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与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两者间有没有矛盾?

  张卓元:完成得还可以,但有些硬骨头还是要啃。比如说股票发行的注册制改革没有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以管资本为主的管理体制的改革进展得还不够理想;提高直接税的比重和直接融资的比重也不够理想,有待进一步提高。还有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这些都是硬骨头,确实不容易啃。

有专家估计,目前混合所有制经济总体上占我国经济比重三分之一左右。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估计,到2020年,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总体上占我国整个的比重可以提高到50%左右。在张卓元看来,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产权多元、自主经营、治理规范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会有长足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微观主体。因此,今后需要加强对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研究,包括怎么样完善法规政策、健全法人治理结构,真正做到在一个经济单位内部,各类资本能够得到同等保护产权、同等使用生产要素,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姚洋: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到广东顺德访问。因为顺德是国有企业改革最早的地方。我对顺德市经委主任说,你们搞国有企业改革,在我们北方那叫国有资产流失。他说在我们这里我们把国有企业改革叫做“止血工程”,他说如果不改,国有资产还在流失了,那才叫“流血”。因为国有资产都没发挥作用,现在把它改了国有资产都发挥作用了。你说这是不是“止血工程”?这其实就是换个角度来考虑,生产能力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不发挥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造不出来社会需要的产品,这才是最大的损失。

  十九大之后有希望进一步推进,更加强调党的领导。只要中央下决心按照既定的改革目标,强力推进的话当然可以完成。

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怎样从管企业转为管资本

  澎湃新闻:“互联网 混改”、“PPP 混改”、“债转股 混改”、国资进入民企、外资参与混改、交叉持股等各种模式不断涌现,现在有说法认为这些模式都没有在实质上打破垄断,这样是否有可能成为不打破垄断的借口,由此阻碍市场化改革进程?

  澎湃新闻:中国的改革再次走到历史节点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顶层设计在改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你认为近年来中国在经济改革理论上有哪些创新和突破?

《决定》提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姚洋:大家是被大型央企给迷惑了。我们国家现在还有十几万家国企,上世纪90年代那一轮改革还留下来12万家,这几年我估计还有10来万家,央企才一百家左右。我们为什么要把注意力放它们身上呢?这些巨型的国企你要改实际上是很困难的,要改也是缓慢的,要放在十几年,二十年的时间中去改。另外还有10来万家地方国企都是中小型的,这些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大着呢,没有任何垄断能力。

  张卓元:现在看来,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所谓深水区最重要的是触动到了很多既得利益,如果没有顶层的推动,是动不了的。例如,要在今年年底之前69家央企和3200家央企子企业完成股份制的改革,就需要自上至下的推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是1988年颁布的,1993年也已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现在已过去二十多年年了,股份制改革依旧没有完成,现在下达命令,年底之前必须完成,这个对比很明显就表现出来了。

张卓元认为,这意味着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别看光是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转变,这是个非常大的转变。国资委[微博]如何从管国有企业为主向主要管资本转变,对国资委[微博]来说是个全新的命题。从哪里着手转轨就很值得研究探索,包括怎么样组建国有资本的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需要探索经验。

  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周期

  不是每一个国企都要做好,僵尸企业就该退出市场

国资委主要管资本,也是同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相适应的,因为国资委要逐步致力于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也就要求更好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次《决定》专门指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是提供公共服务,发展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讲了五个重点。这五个重点跟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的《决定》相比又前进了一步,当时提出了国家要控制的国有经济四大领域。1999年四大领域中有个自然垄断行业,国家要控股经营,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这次非常明确提出来,控制的主要是自然垄断环节,除了自然垄断环节以外的,应该尽可能地引入竞争机制。

  澎湃新闻:你多次强调应注意经济周期的因素,是否同意现在“新周期”的说法?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中共十九大报告有哪些亮点?

张卓元认为,目前国有资本80%左右集中在竞争行业,太高了,虽然国有资本五个重点里也有一个是竞争性行业,但是更多的是要倾向于把国有资本投向公益性的方面。所以,需要按照《决定》的要求进行调整。

  姚洋:我自己的判断是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周期。就像上一轮1998年到2003年,我们国有企业改革也是推进的非常快,改革完成之后就遇上一个新周期。新周期中这些改制之后的国有企业可以轻装上阵,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卓元:报告中强调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这个是针对性很强的。过去产权不太受到重视,特别是对民营企业的产权保护做得不够;另一个亮点在于,报告提到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这也是一大进步,因为在1999年参加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起草时,当时大家明确的共识是,全国国有企业二三十万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每一家国有企业都搞好,应该在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以管资本为主可以看做是对此的进一步发展。不是每个国有企业都要做好,僵尸企业就应该退出市场,我认为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看来,今后要很好地界定国内国有资本的职能,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工业性,一类是商业性,第三类是介乎两者之间或者两者皆有的。针对不同类型的国有企业,进行不一样的考核指标。比如,对于公益性资本运营公司就不能以资本增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而应当着重在成本控制、服务质量等方面提出要求,这些都需要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认真研究和逐步完善。同时借鉴国内外几大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的基本做法和经验。

  澎湃新闻:过去年的稳增长的压力比较大,在未来几年还会有改观吗?

  第三,报告中提到,市场体系方面要全面实行负面清单制度,要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也是很有针对性的。因为2016年民营资本固定资产投资断崖式下降,只增长了3.2%,过去都是两位数增长,说明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不够,这次专门提到要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前不久还有一个关于保护产权的界定,民营企业合法的财产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还要发扬企业家精神,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民营企业家;再次,强调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过去没有专门提到过这方面的问题。十九大提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党的奋斗目标。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和质量。目前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仍然偏低,2016年占39.2%,虽比过去几年高了不少,但还是偏低。宏观调控方面,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提出将有助于避免金融风险。过去越位的比较多,也有不到位的。

张卓元说,我记得起草文件时,主要提出可以借鉴两个公司的做法,一个是新加坡的淡马锡,一个是国内的汇金公司,他们的资本运营和投资控股的一些做法,结合具体的实际,认真研究探索最佳模式。

  姚洋:我觉得下降的周期基本上结束了。下调周期从2010年开始,2010年是最高峰,2012年之后大家明显感觉到压力。2012年至2015年这四年,特别2014年、2015年,企业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经济周期基本上是七年一个小周期,七年下降七年上升,从2010年算起基本上就七年。上一轮周期从2003年开始到2010年,然后现在下降到2017年。所以2017年应该是个拐点。只要货币和财政政策不要收得太紧,复苏会自然发生的。

  澎湃新闻:你曾指出,应该警惕在改革的过程中,市场经济发展成“坏的”市场经济,现在这个趋势还存在吗?

  未来应该变卖部分国有资产补实养老金个人账户

  张卓元:现在这方面已经不太突出了。最主要是十八大后反腐败斗争取得很明显的成效,带来整个社会风气的变化,整个反腐的高压态势还是很强硬的,这方面的危险在降低。

  澎湃新闻:除了经济与金融领域,其他领域的改革推进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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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洋:另一个重要的改革在户籍制度方面,尽管没有完全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去执行,但也有推进。户籍改革变成了各个城市自己决定的重要改革措施。例如,深圳把户口转变成居住证,实质上变相把户籍制度改了,当然,居住证带有的福利还是没有户籍制度多,但已经包括教育和养老等正常的公共服务,唯一有所欠缺的就是买房会受到一定限制。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户籍限制仍然较严。但二、三线城市会利用户籍制度改革争夺人口,特别是高端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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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土地改革的进展相对来说慢了一些,也没有达到三中全会的要求,但是各地的土地确权还是基本上完成了。一旦土地确权完成,农民土地长期持有的权利就有了保证,给农民吃了定心丸。过去隔几年就要重新分配一次,现在基本上土地不再重分。

  澎湃新闻:接下来的这五年会有一个改革的重心吗?

  姚洋:我觉得国企改革是一个重心。当然我还是希望农村土地改革,包括城市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往前推进一步,现在城市土地制度的改革基本上没动。周其仁老师给深圳做过一个方案,但最后没有推行下去,这方面我们应该再推进。户籍制度也应该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难改就先过渡到居住证制度,然后再慢慢地往居住证上增加各种权利。

  未来5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是一个难点。我们提出到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全面小康有一个目标就是社保全覆盖,要说当前小康社会哪个目标没达到,恐怕就是社保没达到。我们社保的统筹现在只到城市,连省都没达到,人社部部长说三年内要实现全国统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相比之下,医保做得比养老保险好。因为大家要看病,所以医保推进的快。

  养老保险覆盖率很低。即便在城市,居民的全部养老保险覆盖面积就60%左右,还有40%的人口在城市没有养老保险,农村就更低了。现在还面临一大堆人养老保险是空账,我是反对个人账户名义化的。从整体来看,个人账户的空账数额不是很大。四万亿对于整个国家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我们应该让国有企业变卖一些股市上的资产,或者通过引进战略投资变卖一些资产,在未来的5到10年里用变卖的国有资产补实个人账户。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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